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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眸:抗战中的重庆大学 -凯发官网首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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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: 2015-09-04
摘要
在外敌入侵、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,全国人民毅然奋起,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。地处大后方的重庆大学师生同仇敌忾,以满腔热血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

同仇敌忾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热潮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,日本全面入侵中国。在外敌入侵、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,全国人民毅然奋起,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。

地处大后方的重庆大学师生同仇敌忾,以满腔热血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教师和学生深入社会各阶层发表演说,表达和号召与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的决心。大家还主动捐款和募集衣物,为前方抗日战士御寒所用。

抗日宣传演讲场景

1937年10月,由校长胡庶华发起,成立了重庆大学“抗敌后援会”,编辑出版《五月》专刊,宣传抗日思想。

1938年5月,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正式成立,在中共南方局和重庆地下党的领导下,重庆大学抗日斗争轰轰烈烈展开。

 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成立地点——重庆南岸文峰塔下的老君庙

1937年至1940年,重庆大学师生走出学校,深入工厂和农村宣传抗日主张,唤起民众抗日激情。

 乡村宣传队部分成员合影

 重大师生奔赴乡村进行抗日宣传

乡村宣传队四次奔赴重庆十余区县作演讲、办壁报、演戏剧、教唱抗日歌曲,表演了独幕剧《大家一条心》、《张家店》、《东北小景》等节目,推动了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,也培养锻炼了一批抗日运动骨干。

 唤起民众抗日激情

抗日英雄、中美空军混合联队(即“飞虎队”)成员何其忱,(1920年生,原名何培茂,四川广安人)于1940年考取重庆大学水利系机电工程专业,1942年被选拔至美国参加空军学校培训,1943年回国后编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一大队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任b-25型轰炸机机长和正驾驶,先后参加20余次空战,空中战斗飞行长达160多个小时。

 何其忱在重庆大学读书时的照片(图文来源于中新网、天津北方网)

为增强师生抗战信心,中共重庆大学党支部通过努力和协调,先后邀请到周恩来、邓颖超、郭沫若、黄炎培、邹韬奋、陶行知、李德全、冯玉祥等来校演讲。演讲包括周恩来讲的“第二期抗战形势”、郭沫若讲的“粮食问题与抗战”、邹韬奋讲的“研究学术与抗战关系”等,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,激励了大家坚定抗日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。重庆大学也成为了山城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。

指明方向 周恩来作论持久战演讲

1938年10月下旬,日本先后占领武汉、广州,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变化,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。

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的新形势面前,不少人民群众由于看到国土又有新的丧失,对抗战前途忧虑重重,思想产生了紊乱,一时看不清抗战形势已发生的有利变化。这时,重庆大学党支部和中央大学党支部通过“中苏问题研究会”出面,邀请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、国军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同志给两校师生演讲,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抗战的形势,推动学校抗日民主运动顺利向前发展。(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中央大学西迁入渝,“借住”在重庆大学,和重庆大学实行联合办学,师资互聘、学分互认、资源共享,使重庆沙坪坝成为中国教育事业的一块高地。)

1938年12月下旬,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来到中央大学礼堂(即现在重庆大学松林坡礼堂),受到大家热烈欢迎。虽是星期天,前来听演讲的人却十分踊跃,上千人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,除中大、重大的师生外,还有中共沙磁区委发动来的许多工人和其它学校的青年。为了保证周恩来同志的安全,重大地下党支部的一些同志参加了会场的保卫工作。

 7.7抗战大礼堂(原中央大学礼堂)

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《第二期抗战形势》。他首先指出,抗日战争“第一期是敌进我退;第二期是相持阶段,准备反攻;第三期是我进敌退、反攻阶段。”周恩来在报告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思想,指出“一切对中国抗战之亡国论或速胜论,均已从事实上宣告破产。因为亡国论只看到中日军事的强弱悬殊,没有看到其他政治、经济、自然因素及国际条件等不利于日本”,“速胜论者则存在着另一种心理,或者错误地、过低地估计敌人的力量,过高的夸大自己的力量,而忽视自己的弱点,以为一战再战,就可以使日本筋疲力尽,承认失败。或者希望外援,想依靠国际的变化,来替中国打退日本,这是一种侥幸心理。”他明确指出:“中国抗战是长期的,不是短期的,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实的。”

 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内周恩来抗战演讲雕塑

周恩来还令人信服地分析了我们战胜日寇的困难和有利条件。他指出:“我们已有了可能的基础来克服这些困难。”“在全民族的团结面前”,“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,尤其在国共长期合作面前,一切新的将要遇到的困难,我们是有保证有力量来克服的。”

周恩来在讲话最后解释了二期抗战的新形势和任务。他说:“过去一年的战争,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是被我击破了。在这个基础上,敌人的困难是正在增长,而我们则已奠定了长期抗战的基础,正在争取主动,向着发动全面战争的胜利之迈进。”“二期战争中我们的任务,是在造成敌我相持局面以准备进入反攻。”

周恩来的演讲,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观念,扫清了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沉闷气氛,使大家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前途和光明。

顶住轰炸 坚持教学和科研不中断

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条件时期,重庆大学的师生坚持进行教学、科研活动。

在日本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下,学校采取挖防空洞、建立地下室验室等各种措施,坚持进行教学活动。

抗战时间,重庆大学多次遭到日机的轰炸。1939年9月4日,体育专修科办公室及铁工厂附近被炸数处;1940年7月4日,敌机对学校投弹达数百枚,学校损失惨重。

 1940年5月29日被日机轰炸后的工学院一角

 工学院旁的大轰炸纪念碑

为了把教学活动坚持下来,学校下最大决心,整理修缮被炸房屋,并挖掘五个防空洞,及时转移图书和珍贵仪器,实验设备。建筑系、机械系和电机系等还建立了地下实验室。这期间,学校还修建了可容二百人的女生宿舍楼,并相应添建了盥洗室、厕所和浴室,缓解了学生宿舍拥挤状况;为了解决师生食用水困难,学校于1939年兴建了自来水装置(当时沙坪坝尚无自来水供给);学校还根据需要,添设实验室、实验设备和其他设备,如矿冶系建立了采煤室、试金室,化工系添置了制革设备、油脂设备,机械系添置了实习机器,电机系购置了各式电表,商学院还专门购买了一万元图书和必要的外文资料等(小编注:1937年100法币可购买两头大牛,引自《当代中国的职工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》第9-10页,及《通货膨胀简论》,参看《中国物价史》第432页)。

工学院电机系兴建了无线电机实验室和高压电实验室,开展了科研活动,无线电机实验室主要研究远距离电波传送问题。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,他们自己动手装置了六个真空管的再生式、超外差式、回动式等各种电子管收音机,并敷设各式天线,以检查世界各国电台电波强度,并研究天气与电波之关系。高压电实验室主要进行对四川出产之各种绝缘体的绝缘程度之研究。

机械系兴建了热工研究室,开展各种原动机改革的研究,他们对蒸汽往复机和留塞尔内燃机进行了各种试验,以及其他原动机的改革试验。他们还对供学生实习的铁工厂各种车床、刨床等加以整修,适当生产一些轻工业需要的机械,供应市场。

土木系兴办了材料实验室、水利实验室和土壤实验室,分别开展了对钢铁、木材、钢筋混凝土及道路材料的研究,对四川水利建设工程以及地基工程、土壤力学及堤工土壤的研究。

矿冶系的试金室、电解室,与廿四兵工厂合作,对该厂生产的各种钢料以及组织成分进行研究。

理学院地质系与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所合作,对四川地质矿产开展调研。1939年夏,重大师生考察队到四川灌县、彭县一带作地质调查,在五十天调查中,完成了灌、彭两县十万分之一的地质图一幅和研究报告一份,得到有关方面的好评。地质系还组织毕业班学生在重庆磁器口到白市驿一带进行地质调查,写出有一定质量的毕业论文数篇。

商学院组织师生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,对四川各地特产及工商状况、各县生活状况进行调查,编制出四川各县物价指数。

结合实际 学术注重服务战时社会

抗日战争时期,学校成立了各种学会,有的学会还编辑出版了刊物。如商学院成立的“工商管理学会”,出版了刊物《工商管理》。其中张圣奘教授发表的“战时企业管理”和“战时运输管理”、丁洪范教授发表的“谈谈战时的粮食管理”、潘予伦教授发表的“币值变动下工商业会计新发生之困难问题”等论文,都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,开展对当时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,具有一定的质量。

此外,体育专修成立了“体育学会”,制定了体育学会章程。土本系成立了“土木工程学院”,学会设立总务、学术和职业指导等部,并出版会刊。采冶系成立了“采冶工程学会”,下设调查、研究、体育三部。各学会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,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。

为了活跃学术空气,开阔师生视野,学校还邀请著名学者、专家来校作学术报告,先后来讲演的有:郭沫若讲“屈原”,老舍讲“怎样学习文学?”林同济(云南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主任)讲“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动向”,李赓阳(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)讲“石没地质及中国石油之希望”,邹肇治(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)讲“中国水利建设方针之商榷”,朱伯涛(经济部燃料等管理处)讲“关于发展国内矿业与今后应负之责任”等等。

在这期间,全国性学术团体如中国地质学会多次在重大举行年会。1940年3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大学大礼堂举行的第十次年会上,由学会理事长李四光致开幕词,校长叶元龙致欢迎辞。年会还组织全体会员于17日至23日去四川威远作地质考察旅行。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战时科学研究的开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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